英国《皇家学会开放科学》（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发表文章，认为儒艮在中国海域已经功能性灭绝，该结论是基于中科院和伦敦动物学会的共同研究。

研究团队梳理了儒艮在中国出现的最后时间点，确认中国境内最后一次儒艮目击记录为2008年；对儒艮历史分布范围内的社区居民进行的普遍走访显示，当地居民已经平均23年没有见过儒艮。根据历史数据，中国境内的儒艮种群快速崩溃始自1975年，结合其历史分布范围内的栖息地变化情况，研究团队认为，中国海域的儒艮种群已经无法维持自我存续。

或许是儒艮已经远离国人的视线太久，亦或者是儒艮并非只有我国独有，这次的研究结果并未像近几年白鱀豚、白鲟的功能性灭绝/灭绝一样引起民众的汹涌讨论。和这些灭绝故事一样，儒艮的消退同样由许多遗憾构成——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对一种生物生存形势的误判、保护措施的姗姗来迟……诚然，对这些遗憾的讨论不应脱离历史背景，追溯本身也不能对既成事实带来丝毫影响，但它至少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守护的这片蓝色疆土曾经发生过什么，以后我们又应当怎么做。

儒艮和国人的交集颇为久远，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儒艮的形象一直被神秘色彩笼罩。

从《山海经》到《述异志》，儒艮被描述为南海特有的鲛人，它的泪水可化作珍珠，油脂能持久不灭。儒艮栖身于温暖海域，远离中原文化核心区域的视野，人们产生这样的曲解并不奇怪。但吊诡的是，华南沿海和东南亚许多儒艮历史栖息地，将儒艮拟人神话、尤其是把它们视作海中女子的传统也很普遍，这或许和它们在水中抱仔哺乳的动作直接相关，也成为美人鱼传说的素材。

当一种生物被冠以神秘色彩，很可能将其导向两个处境——或被认为是拥有某些特殊效能而被广泛利用，或被当做吉祥（或不详）之物而受到保护（或避讳）。在儒艮身上，这两种故事都得以体现。在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等地的沿海地区，人们捕杀儒艮，期望它的肉发挥“壮阳”作用；幸运的是，中国的儒艮似乎是后者的主角，在两广和海南地区的渔民眼里，渔网里误捕到儒艮都是不祥的征兆，有目的的捕杀儒艮更是少之又少。

可惜，朴素的价值观并没有延续至今。新中国建立后，破除封建迷信在绝大多数场景下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逐渐让儒艮出现了渔民的捕捞名单里——1955年，中科院动物所寿振黄研究员根据一具儒艮尸体，做出了国内第一则儒艮科学记录，而这头儒艮正是在北海市的海鲜市场上出现的。

更成规模的捕杀自3年之后开启，从1958到1962年，为了解决食物补给问题，广西合浦县沙田公社组织了针对性儒艮的围捕作业，累计捕捞儒艮216头。沙田人口并不多，许多居民都得以一饱儒艮肉的口福，今天的沙田老人中，还有许多能回味起它介于猪肉和牛肉之间的独特滋味。

这样的围捕却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其实，在1955年对儒艮进行简单描述之后，寿振黄研究员已经隐约嗅到了一丝异常——从当地渔民口中得知，当地儒艮的出现频次已经远不如几十年前那么频繁。虽然对儒艮的捕捞刚刚起步，但这种神秘生物的种群规模却似乎已经受到严重威胁。基于这个判断，寿振黄研究员当即呼吁，应通过设立禁捕区的方式对儒艮加以保护。

遗憾的是，寿振黄的呼吁直到31年后才得到响应。或许也正是在这31年里，我们错过了对儒艮保护的最佳时机。

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是否应该保护儒艮、如何保护儒艮还都是个伪命题。我们既没有对国内海域儒艮的全面摸底调查，对这种生物生命周期的诸多细节也缺乏认识。1976年，由复旦大学牵头的科研小组来到沙田，试图捕获一部分儒艮加以研究，但围捕过程和渔民捕猎儒艮的方式并无二异，一些儒艮在捕捞过程中就已经殒命。最终捕获的26头儒艮中，只有3头存活，其余23头的尸体照例切割出售给了周边的村民。3头存活的儒艮最终死在了当地的蓄水池中，后续安排的研究也大多没能完成。

1984年2月，沙田地区的土炮炸鱼意外炸死了两头儒艮，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很快引发热议，儒艮保护终于成为全民讨论的热点。2年之后，以沙田镇周边海域为核心的省级儒艮保护区建立。1989年，儒艮被列入一级保护动物。1992年，保护区又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国的儒艮保护工作启动了。

在合浦设立儒艮保护区当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在所有的海洋哺乳动物中，儒艮是唯一一种严格的植食主义者。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儒艮，最重要的食材当属海底沙洲生长的羽叶二药藻（Halodule pinifolia）和日本鳗草（Zostera japonica）。而成年儒艮进食量巨大，一头儒艮每天啃食的海草面积几乎和一个标准足球场相当。想要维持大量儒艮长期在某片海域生活，连片的海草床至关重要。而合浦周边水质清澈稳定，保护区设立初期的海草床面积至少有数千公顷，这样的条件在当时的国内沿海已经十足优越。

但遗憾的是，尽管保护区级别一升再升，面积一扩再扩，儒艮的踪迹却愈发难以见到。我国海洋哺乳动物研究泰斗王丕烈曾忧心忡忡地提到，北部湾的儒艮已经是一个“急剧减少”的状态，而在保护区运行初期的调研报告里，也完全没有发现儒艮的任何活动踪迹。

2000年，南京师范大学在合浦保护区组织了3次连续考察，虽然也没发现儒艮的痕迹，但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和居民回忆的“海草连片”、“海草能把人拱起来”不同，此时的合浦海草床早已严重退化，而在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内，持续不断的拖网渔船、污水排放依旧随处可见。

这其实正是合浦保护区所面临的的尴尬。从1986年设立省级保护区开始，合浦保护区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并没有相应的管理机构。1998年，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设立后，局促的人手既无法有效管控保护区的所有区域，也时常在和当地部门“要发展还是要保护”的角力中处处被动。

2010年，保护区内还有254公顷海草床，但次年沙田港开工建设，施工抽沙影响了海水透明度，海草床面积迅速萎缩到13公顷。此后多年，当地居民在保护区内进行海水养殖、在滩涂使用高压水枪冲刷泥沙寻找方格星虫。2014年，港口疏浚工程更是直接在核心区开展，当年海草床面积达到历史最低的0.5公顷。而在环境巨变中，曾经占据优势地位的羽叶二药藻和日本鳗草彻底消逝不见。合浦，连一头儒艮也无法供养了。

作为和红树林、珊瑚礁齐名的海洋三大生态系统，海草床的生态作用一直被人们所忽视。而它本身却又极其脆弱，一场异常的风暴潮导致的海水浑浊、一场陆地异常降水带来的近海盐度异常，都可能导致海草床的严重退化。更何况，海草床还在承受着人为活动带来的海水污染和直接侵占的压力。

从我国渤海到南海，曾经繁盛的海草床大多已经消逝不见，这也直接影响着许多极度依赖海草床的生物的生存状况。在山东威海荣成市，海草床的退化一度让大天鹅放弃了这个至关重要的越冬场所；在青岛胶州湾，海草床的消退不仅让当地引以为傲的特殊民居“海草房”难以为继，更直接影响到鱼类的繁育规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严格素食的儒艮的消退，本就不是个意外的结局。

在去年的媒体采访中，合浦保护区的管理人员坦言，他们始终对“没有儒艮的儒艮保护区”的声名一直难以释怀。令人欣慰的是，今天的合浦也并没有因“已成定局”而悲戚，中国的海草床恢复工作正在这里、也正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展开。由中国海洋大学牵头的山东荣成的海草床修复工作，已经恢复了近400公顷的日本鳗草床，今天的荣成天鹅湖又重现往日繁盛的景象。

与之相比，作为中国曾经最大的海草床分布地，合浦的道路或许要走的更久、更艰难一些，但只要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让儒艮回家，或许也并不只是一份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