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随着电影《河边的错误》热映，余华再一次被推到大众面前。
这是一部争议颇多的电影。在上映前，就由于主创团队自带的巨大流量而备受关注。在影院里，人们又和主角马哲一样，一次次迷失在这座博尔赫斯式的迷宫中。
与晦涩难解的电影相反，原著作者余华呈现出一如既往的慵懒和松弛。从9月份在韩国延世大学的签售，到10月末《河边的错误》首映会，这个乐乐呵呵的小老头都得到了流量的偏爱。签售会上给素人的to签，在社交平台获得过万的互动，首映会上一句“是情绪进入了死胡同，不是人生进入了死胡同”又戳中了多少年轻人的心坎……这段时间，余华的每一次曝光都能稳定地产生几个热搜，在互联网上收获新一批忠实拥趸。
回顾近几年，余华算是活跃在80年代的作家群体中热度最高的一个。他每年都会固定地上十几次热搜，仿佛年轻人在互联网上的保留节目。有人说余华很“妙”，他的作品和本人仿佛不在同一个次元。作品里的角色有多绝望，现实里他就给人多少希望。躺平、内卷、考编、失业，在令人焦灼的话题下面，总能看到余华笑呵呵的脸。与书中的冷峻不同，这一次，他用温柔而准确的语言收留每个奄奄一息的年轻人。
一位以叙述苦难见长的先锋作家，为什么能在一夕之间成为年轻人的精神标杆？令所有人眼红的年轻人的流量，又为何偏偏选中了余华？
顶流的诞生
2021年9月，余华第一次被流量拽进大众的视野。
那是许久之前，他和老友们在访谈时一起回忆步入文坛的契机。他谈到自己弃医从文的经历，说自己当牙医的时候，一天八小时都要面对“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即人的口腔），觉得甚是无趣。后来看到县文化馆的人在大街上游荡，觉得这工作很好，便开始写小说。小说发表后他被调去文化馆工作，上班第一天就故意迟到两小时。去了以后发现自己竟是第一个到的人，于是暗自窃喜：我来对了。
大家纷纷评论，曾经为《活着》掉了多少次眼泪，现在就会被余华笑死多少次。而余华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的流量之路才刚刚开始。
从21年至今，余华上过四十几次热搜。去年，他受邀参加李健的线上音乐会，累计观看量超过了4亿，连他自己都震惊于这样的号召力：“那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如今，余华在文化馆的工作经历已经成为互联网上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段子之一。
网友们“考古”结束，余华还在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素材。他身上似乎有一种化沉重为轻松的能力，总能用讨巧的语言将无聊或尖锐的问题化作一阵阵笑意。这位书写严肃的作家，在生活中似乎对严肃过敏。当得知莫言40天写出《生死疲劳》，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嫉妒，直言md，写的真牛X；当有读者让他写躺平to签，他没写什么很有深度的句子，而是写上祝你一辈子不上班，翻个页又调皮地写：在家上班也一样。
这种不怕说错话的松弛感，让年轻人感到惊喜。特别是这两年，当明星名人都因害怕出错而越来越规矩刻板、停留在人设的安全区内时，大家都无比怀念那个遍地“活人”的时代。在如此情绪下，余华像一股横冲直撞的“泥石流”，用松弛到快要垮下来的松弛感冲破了人们对先锋文学旗帜手的刻板印象。他不掉书袋，不端着，和年轻人用着同一种语言，和打工人共享同一种情绪。当严肃文学创作者自己跳出来消解沉重的现实，观众们也得到了一种如梦初醒的畅快之感。
面对汹涌的流量，余华自己也有清醒的认知：“我的读者通过作品所了解的那个叫余华的作者，在他们心中是一个沉闷的、一脸苦相的、带有一点抑郁症，或者是一个阴郁的人。结果他们后来发现（我）是一个相反的人，他们可能是因为这个反差（喜欢我）。”
这种反差带来的亲切感，如同布尔斯廷在《幻象》中的解释： “我们找的是榜样，但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倒影。”面对英雄和天才的叙事，我们只能敬而远之，但如果天才偶尔展示出一点笨拙和真诚，那便恰好迎合了普通人需要的“接地气”。所以当我们看到胡适的打牌日记、托尔斯泰的“不想爱，也不想劳动了”，才会如此感同身受。天才的余华属于文学殿堂，而不想上班的潦草小狗则属于每一个人。
年轻人的精神搭子
余华的魅力还不止于此。
潦草小狗和对文化馆工作的发言，让余华体会到“一夜顶流”的滋味。可在热度消退后，他依然拥有持续生产热搜的能力。如果细细看一遍余华上过的热搜，就会发现：他的名字、加上一个不长不短的句子是他登上热榜最常见的姿势。他在不同访谈、见面会上说的话总被年轻人奉为圭臬。除了喜剧人、单口演员，余华似乎又多了一个新身份——年轻人的精神导师。
说是导师，其实更像是精神搭子——因为他总是和年轻人站在同一阵营。当疫情打破欣欣向荣的泡沫，经历了公司裁员和股市飘绿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努力会有回报，只盼望多放两天假、享受现实的自由。可新闻头条中的“专家们”依然孜孜不倦地教导“调休的初衷是好的”、“警惕不婚不育”。没过多久，在董宇辉的访谈中，余华立刻成了年轻人嘴替：“现在最没有共情力的就是专家，只要他们一说话，大家就往相反的方向想。”
于是，替调休说话的专家被骂的有多惨，余华就被捧得有多高。年轻人被这个梳着中分的快乐老头儿彻底收编。他怎么能比父母还理解我呢？父辈们在经历过物质贫困的年代以后，会天然地把物质需求凌驾于一切之上，只要物质上过得去，其他问题如情绪或价值都不应该是问题。如果有问题，就是你不够努力，或者太娇气。而余华是少见的经历过苦难，又超脱于苦难之外的长辈。60年代人固然经历了不可描述的痛苦，但这并不代表Z世代的发疯不应该被理解。他明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主题。
被理解，是这届年轻人为数不多的精神诉求——就算不能帮到我，起码让我好受一点。可就算如此，还是屡屡被上位者的冷漠背刺。曾经站柜台的李佳琦，如今坐拥千万流量却开始嫌弃消费者工资低不努力。挣年轻人钱的大厂总监，在青年节发文阴阳：“当我们忙着做各种致敬青年的策划时，青年们正在睡觉。”
而余华终结了说教，他让我们看到，原来长辈还可以是这样的。他从不标榜自身的地位，更不因这样的地位而闭眼歌颂苦难、苛求进步。面对流动的现实，他总是谦逊而积极。在捕捉到当代年轻人的黑眼圈和发疯瞬间后，说“这是情绪不受控制地自我放大，不要觉得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可能只是一种情绪进入了死胡同，而不是你的人生进入了死胡同。”
其实年轻人发疯本就是一种突破阈值、不求理解的宣泄。因为在理性的步骤下找不到答案，所以用混乱的语言、颠倒的逻辑消解痛苦而固态的现实。但余华能够用理性的语言为这样的情绪兜底，他从不站在单一的视角去批判什么，而是在观察和理解了情绪背后的困境以后，告诉痛苦的年轻人：虽然发疯是走进了死胡同，但这依然值得被理解和重视。
至此，余华的外表和内在都在年轻人的心里完成了叙述的统一——他顶着潦草小狗毫无攻击性的外表，说着和年轻人掏心窝子的话，代替东亚家长源源不断地输出情绪价值，成为年轻人的精神搭子。
作家和网红
余华太火了，火到让我们几乎忘记了他是《活着》的作者。
有人说余华本人和他的作品各火各的，充分说明两个身份下余华带给人的分裂感。这种分裂，乍看过去，是文学作品和互联网形象传递出不同温度的分裂。
作家余华，是那个曾经在太平间避暑的小男孩，他从小学会用酒精擦手，半夜被吊丧的哭声吵醒也见怪不怪。长大后，他将这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带到了书写中去。由于对死亡过早祛魅，“人”对他来说只是一具如风雨飘摇的脆弱肉体，任生活的刀子宰割。在《现实一种》里，他书写了一场亲兄弟的连环对杀；在《兄弟》中，孙伟的父亲把一根几公分长的铁钉活活钉入脑袋……书写这一切的时候，余华都仿佛一个局外人，用零度写作展开一场充满苦难的荒诞叙事，以笔为刀细细雕刻出一个个细思极恐的隐喻。这是作家余华的先锋之处。
而网红余华，不论到哪都笑眯眯的，像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他四处宣扬自己不喜欢上班，吐槽一眼看到头的无聊工作，在光怪陆离的屏幕里不断输出金句，为发疯的年轻人轻轻贴上一剂止痛膏药。网友都说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
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为什么能如此毫无违和地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
余华的冷漠，是对荒诞、鲜血和贫穷的冷漠，并非对人的冷漠。“人”始终是余华作品中重要的对象。他塑造过许多在苦难中沉浮的角色，有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福贵，也有美好得不真实的宋凡平。这些人物绝非架空，也不是时代的“符号”，而是具体的“人”。当好友张英质疑宋凡平这个角色的真实性时，余华说他的原型其实只是自己年少时一面之缘的陌生人。“前天晚上，小镇上有一个父亲牵着儿子的手，给他买零食，在街上快乐地走，结果第二天凌晨，他就自杀了。在我少年时期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确有这样的父亲。”
随着写作的深入，余华逐渐发现自己也并非冷漠的旁观者。他的书写中渗入了对人物的感情。“我自己写的时候，情绪常常跟着故事和人物走，彻底被它控制，比如在李兰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她把兄弟俩领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把宋凡平埋葬，说那么可以哭了，才放声大哭，写到这个时候，我自己也哭了。”在为《活着》作新序时，他像回忆老友一样回忆福贵：“十五年前我在《活着》里写下了一个名叫福贵的人，现在当我回想这个福贵时，时常觉得他不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我生活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位朋友。”
余华的作品里充满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痕迹，但他自己并不认为这是引人眼球的原因。“因为他看中的并不是你的题材是什么，而是里面人的命运、人的感受。”和透过苦难看到上代人的感受一样，他也透过“躺平”看到了这代年轻人的痛苦。所以，当白岩松充满爹味地反问“难道我们现在指望的是房价很低，然后工作到处随便找，然后一点压力都没有？不会吧？”引起众怒的时候，余华才可以精准地说出“现在年轻人要求不高，他们就想有一个编制而已”，这样又真实又心酸的话。
此时的余华，仿佛又变成了那个拿着放大镜的医生，用眯成一道缝的小眼睛寻找新一代人的蛀牙。
洞悉和理解年轻人的处境，不过是这位作家的一个切面。在文学和流量背后，是一双永远注视着现实的眼睛。这让我想起一位网友对余华的评价：“一个作家能够跨越年龄的阶级去评价当代年轻人，他的精神是超前的。”
之前，他懂得那一代人的苦难；现在，他也懂年轻人的挣扎。
